最近，《求是》杂志刊登的周永康署名文章提出：“加快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着力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问题，探索‘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模式，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这表明，户籍制度的改革已然是蓄势待发。意味着“今后只要在某个城市有稳定的职业，有自己的住房，就能获得户籍”。

户籍制度改革蓄势待发，正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消除了“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有违宪法的公平原则，无疑具有重大的社会、政治和民生意义。

户籍制度长期受到诟病，既因为这个制度本身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人为分割，也因为这个制度上绑定的住房、生育、教育、社会保障、交通等大量的福利。这些福利又以集中全国最优势资源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最。并且以此递减，以城市价值人为地形成二、三、四线不同等级的城市。

最新数字表明，2009年北京人口是1755万人，上海常住人口已达1921万,外来人口都占了1/3。户籍制度的改革，必定引发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引发低一级城市的居民向高一级城市迁徙，而首先目标是京、沪、深、穗、津等大城市。

中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45.7％，年均增长0．95个百分点。每年将近1300万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就形成了经久不衰的房地产的入籍性需求。

和求学一样，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到中学，高中毕业就想考入大学，人口的迁徙从农村落户小城市，然后进入中等城市，待经济条件成熟，就想在在大城市定居，在那里找到人生的归宿。有的是阶梯式迁徙，有的是跳跃式迁徙，一切都显得合理自然。一切顺理成章。

去年上海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经超过34平米，以上海的外来人口增加的速度和全国城市化的平均速度一致，每年至少增加20万的想入籍的农村人口，就需要住房680万平米的住房。，还不包括每年进入上海的投资创业人士、专业技术人才、海归人才。和已经取得中小城市户籍、但还想进入上海的居民。而上海每年的住宅供应量，虽然一直在全国名列前茅，也就是在2500－2800万平米。

房地产是一宗无法用流水线方式大规模、无限量的复制、生产的产品。也是不可流通的。它受到区位、城市规模、土地供应的约束。

京沪深穗房价过快上涨是全国各地的外来需求齐聚结果。所以有了任志强的观点：城市房子属稀缺资源 人口压力推高房价。

中央政府对户口想放开，但是地方政府却依然以十分保守的态度应对，因为城市的容量不可能是无限大的。除了考量政府在在治安、教育、医疗、交通、养老等方面的管理能力，还需要土地资源承载力及环境承载力，这一切，有的可以用地方政府的财力去解决，有的即使有财力也无法解决，例如土地承载能力。

于是高房价成为地方政府唯一能够名正言顺缓解外来人口涌入带来的的巨大压力。表面上，地方政府口口声声把压制房价成为一种民生口号，更深层的考量，还是需要高房价成为缓解外来人口短期内集中涌入的防波堤，以房价换得城市扩容所需的准备时间。

根据联合国人口发展报告的预测，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30年将达到60%，那么在未来20年应该被城市化的真实人口数量应约为5亿，保守估计应在3-5亿之间，这说明未来我们将面临规模十分庞大的城市化空间（《联合国人口发展报告，2009》）。

如果以这个速率增长，达到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70％，大概需要30年时间,而从现在开始到2030年为快速增长期。

而户籍制度改革，意味着今后只要在某个城市有稳定的职业，有自己的住房，就能获得户籍。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多的三、四线城市的居民、 蚁族、飘族到一、二线城市进行入籍性购房。

 入籍性购房的决心是比投资性购房和改善性购房更坚定，它成为一个家族。一个家庭终身为之拼搏、奋斗孜孜以求的人生最高目标，世上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实现这个目标。

入籍性购房的购买力无法用任何数学模型估量，举债、借贷、变卖家产，甚至砸锅卖铁，仅仅是为了在城市拥有一席之地。这些能量已经开始释放，今后将面临火山爆发般的释放。

入籍性购房，引领房价坚挺卅年，是今后楼市主旋律。